浙江杰博人力资源股份有限公司

人保部研究制定劳务派遣法规防止滥用派遣制度

一名外来务工者准备在上海浦东新区的一幢高层建筑上进行外立面清洁作业劳务派遣滥用，侵犯劳动者权益，成因比较复杂，有企业逃避责任的问题，有法规不配套的问题，有监管不到位的问题，也有劳动保障不完善的因素。怎样遏制劳务派遣纠纷，参与立法人员、律师、劳务派遣公司多方建言。完善法规，防止滥用派遣明确界定临时性、辅助性或者替代性，规范派遣适用范围《劳动合同法》中有12个条文、《劳动合同法实施条例》中有6个条文专门对劳务派遣制度进行规范，但是，劳务派遣滥用并没有得到遏制。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李祖沛认为，要抓紧完善相关法规和政策，明确界定劳务派遣的就业岗位范围，以规范劳务派遣的适用领域。 “首先应对劳务派遣的‘临时性、辅助性或者替代性’作更加明确的界定。”北京致诚农民工法律援助中心律师时福茂认为，虽然《劳动合同法》第66条规定“劳务派遣一般在临时性、辅助性或者替代性的工作岗位上实施”，但这“三性”如何落实，是《劳动合同法》生效后就一直存在的争议。实际上，规定这“三性”，其目的是为了防止用工单位以被派遣劳动者来代替正式职工，危害到职业的稳定性。但目前来看，执行效果并不好。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内务司法委副主任陈斯喜参与劳动合同法执法检查后发现，从执法检查的情况看，存在一个比较突出的问题，就是劳务派遣工的使用存在着过滥现象。他建议尽快修改完善相关法律，对“三性”作出更加明确的界定，使劳务派遣真正回归到《劳动合同法》原来的定位上来。规范参保，防止工伤纠纷用工单位实际使用派遣工，应作为工伤保险的首要责任人据了解，很多劳务派遣纠纷背后都存在异地派遣的问题。异地派遣带来的异地参保，不仅存在同工不同待遇的问题，还会面临工伤救治、工伤认定、工伤待遇索赔等程序方面的问题。根据《工伤保险条例》的规定，职工发生工伤后，建立劳动关系的单位有义务及时救治。但是在劳务派遣关系中，职工发生工伤后能够最先控制险情、将职工送往医院救治的只有用工单位，不可能等到派遣单位来处理。时福茂说，发生工伤事故后，如果派遣单位不为工伤职工申请工伤认定，派遣工必须到派遣单位所在地申请认定工伤，这对于已经受到事故伤害的派遣工来说是非常困难的。对此，时福茂建议，劳务派遣职工的工伤保险应当由用工单位承担。用工单位实际使用派遣劳动者，应当作为工伤保险的首要责任人。如果用工单位没有给派遣劳动者交纳工伤保险费，发生工伤事故的，应当按照用工单位所在地的标准对派遣职工进行赔偿，用工单位与派遣单位承担连带责任。加强甄别，防止虚假派遣在固定岗位长时间使用派遣工，应认定为“事实劳动关系” “劳动派遣被滥用，无一例外都是用工单位为了规避责任而损害员工切身利益的做法，这也直接反映了用工单位对待新的《劳动合同法》的心态：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广东省易春秋律师事务所律师王旭阳近年来经手了大量因用工单位滥用“劳务派遣”引起的纠纷，一个系列案动辄几十上百人，上至电视台采编人员、金融电信企业员工，下至普通工厂员工，这些案件的一个共同点是，用工单位均想通过“劳务派遣”这一名词割断与员工的事实劳动关系。王旭阳表示，从当前条件出发，要改变劳务派遣被滥用、发生纠纷互相“扯皮”的局面，劳动部门应该加强监察，依据《劳动合同法》及立法机关的司法解释，对劳动者的劳动关系进行甄别。王旭阳建议，如果用工单位在固定岗位长时间大量使用劳务派遣工，就应当据此认定用工单位与劳务派遣工为“事实劳动关系”，而否定其虚假的劳务派遣关系，避免劳务派遣工在用工单位与派遣公司之间来回奔波。同时对有意滥用劳务派遣以规避责任的企业予以处罚，这样才可刹住此歪风。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哈斯巴根还提到，应加强对企业劳动监察队伍建设。据介绍，当前每名劳动执法监察员面对1700多个用人单位，“这个力量太薄弱了，与劳动监察的任务很不适应。” 严格准入，防止公司泛滥对其资质进行审核备案，杜绝在这一行业出现“皮包公司” 据介绍，劳务派遣纠纷增多，与劳务派遣公司良莠不齐也有莫大关系。劳务派遣单位的设立条件简单，目前除了在工商部门注册外，并没有相关部门对其资质进行审核备案，导致劳务派遣公司大量出现，质量难以保证。时福茂说，由于设立劳务派遣公司不需要一定规模的场地、设备、人员，如果没有监管，很可能在这一行业出现“皮包公司”，这些公司只是临时租借了办公室、三五个工作人员，不具备人力资源培训、管理的能力，而只想通过劳动力的转手赚钱。一旦将来有纠纷发生，劳动者的权利难以得到保证。事实上，正规的劳务派遣公司也期待着完善法规、加强监管。北京一位劳务派遣公司负责人告诉记者，“通过监管，只有外部环境变得更加健康，我们才能更有发展的动力，也才能实现多赢局面。” 部委连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将会同有关部门尽快研究制定劳务派遣法规在近期全国人大常委会分组审议劳动合同法实施情况时，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副部长杨志明表示，下一步将加强规范劳务派遣。一是会同有关部门尽快研究制定劳务派遣管理规定或专门法规；进一步对派遣公司进行规范管理，从办公场所、注册资金、经营人员、人力资源和财务管理等方面提高市场准入门槛。对不具备法定资质、不具备相关经营条件、违法派遣、损害劳务派遣人员权益的劳务派遣单位，要依法清理和取缔。二是开展劳务派遣用工的执法检查专项行动，加大劳动监察力度，加强对劳务派遣用工的监管，严格依法规范劳务派遣用工。对劳务派遣单位和用工单位建立用工岗位和用工情况备案制度，切实保障劳务派遣人员派遣有合同、上岗有培训、报酬有保障、参保有办法、岗位有安全、维权有渠道。三是对用工单位、劳务派遣企业及劳务派遣人员开展劳务派遣法律法规知识的教育培训，要求劳务派遣单位和用工单位建立劳务用工情况定期报告制度，加大对劳务派遣企业和用工企业履行责任的宣传教育力度，增强经营者守法和履约的自觉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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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12-15 10:21:00

新生代农民工已成农民工主体身份尴尬缺乏幸福感

新生代农民工占外出农民工总数的58.4%，已成主体 59.4%的新生代农民工是夫妻一起外出的近一半的新生代农民工有在城市定居的打算　为了全面和准确地掌握新生代农民工的状况，国家统计局在常规的农民工监测调查的基础上，2010年在10个省进行了新生代农民工专项调查，采用电话访问的方式了解新生代农民工在外的工作、生活状况、主观满意度和城市融入等方面的信息。　　调查结果表明：(1)新生代农民工总人数为8487万，占全部外出农民工总数的58.4%，已经成为外出农民工的主体。(2)与上一代农民工相比，新生代农民工文化素质整体较高；大多数人不再“亦工亦农”，而是纯粹从事二三产业；就业主要集中在制造业，工作勤奋，仍是吃苦耐劳的一代。(3)新生代农民工在融入城市的过程中，还存在诸多问题。部分新生代农民工有较大的工作压力，对收入的满意度较低，在“市民”和“农民”的身份认同中处于尴尬境地。(4)近一半的新生代农民工有在城市定居的打算，但是收入太低和住房问题成为制约新生代农民工在城市定居最主要的困难和障碍。　　新生代农民工的数量达到8487万人，占外出农民工总数的58.4% 　　根据2009年对全国31个省的农民工监测调查，在所有外出农民工中，新生代农民工即1980年之后出生的外出农民工的比例超过了一半，占到58.4%。按照2009年外出从业6个月及以上的外出农民工数量为14533万人来推算，新生代农民工的数量已经达到8487万人。　　也就是说，1980年之后出生的农村从业劳动力占全部农村从业劳动力的26.4%，但是1980年之后出生的外出农民工已经占全部外出农民工的58.4%，使得新生代农民工成为外出农民工的主体部分。　　新生代农民工之所以逐渐成为外出农民工的主体，这主要是由于在进行就业选择时，较为年轻的农村劳动力选择外出从业的倾向明显更高。不同年龄段的农村劳动力的主要就业选择，以20-29岁和40-49岁这两个年龄组的农村劳动力为例进行对比，20-29岁年龄组的农村劳动力选择从事本地务农、本地非农活动和外出从业的比例分别为37.6%、13.2%和49.3%，而40-49岁年龄组的农村劳动力选择从事本地务农、本地非农活动和外出从业的比例分别为67.2%、21.1%和11.7%。　　68.6%的新生代农民工来自中西部，72.3%的新生代农民工在东部地区务工　　从输出地看，东部地区外出农民工中新生代农民工的比例为57.5%，中部和西部地区中新生代农民工的比例分别为61.2%和56.3%。可以看到，中部地区外出农民工中新生代农民工所占的比例最高，超过了60%。这主要是由于在中部地区1980年之后出生的农村劳动力更愿意选择外出从业所导致的。就新生代农民工这一群体本身而言，来自东部地区、中部地区、西部地区的比例分别为31.4%、38.2%和30.4%。　　从输入地看，分别在东部地区、中部地区和西部地区务工的外出农民工中，新生代农民工的比例分别占到61.4%、54.7%和49.8%。就新生代农民工这一群体本身而言，在东部地区、中部地区、西部地区务工的比例分别为72.3%、12.9%和14.4%。与上一代农民工相比，新生代农民工更倾向在东部地区务工。已成家的新生代农民工大部分是夫妻一起外出，但是将子女留在老家　　主要由于年龄的关系，约70%的新生代农民工还没有结婚。在新生代农民工中，1980年之后且1990年之前出生的已婚比例为33.8%，1990年之后出生的已婚比例仅为1.6%。这意味着，大部分新生代农民工群体要在外出务工期间解决从恋爱、结婚、生育到子女上学等一系列人生重大问题，需要受到更多政策上的关注。调查结果显示，在已婚的新生代农民工中，59.4%的新生代农民工是夫妻一起外出的。在有子女的新生代农民工中，62.9%的新生代农民工将子女留在老家。对于夫妻一起外出务工的新生代农民工，虽然在一地务工，但是由于租不起房子，很多夫妇仍然是各自住在集体宿舍和工作地。夫妻一起外出务工的新生代农民工虽然独立租赁住房的比例提高到32.7%，但是仍然有超过40%的比例是居住在单位宿舍、工地工棚和生产经营场所，严重影响新生代农民工的生活质量和家庭幸福。　　新生代农民工目前有子女的虽然不多，而且大多是学龄前儿童，但是从现实和前瞻性的角度看，由新生代农民工外出所带来的留守儿童问题需要引起政府和相关部门的高度重视。要解决留守儿童的问题，流入地政府不仅需要考虑农民工子女在义务教育阶段的入学问题，还需要考虑新生代农民工随迁子女的学龄前教育即幼儿园入园的问题。　　在身份认同上处于“农民”和“市民”之间的尴尬境地，缺乏幸福感，新生代农民工的精神健康和心理疏导问题需要引起重视　　在身份认同上，新生代农民工处于“农民”和“市民”之间的尴尬境地。新生代农民工对于“自己是老家的人”这一说法“非常同意”和“比较同意”的比例分别为46.3%和41.6%；对于“自己是农民“这一说法“非常同意”和“比较同意”的比例分别为23%和45.5%；对于“自己是城里人”这一说法“非常同意”和“比较同意”的比例分别为4.3%和18.5%。从城市融入的角度看，这显示出大部分的新生代农民工并不认为自己是城里人，在身份认同上更倾向于自己是“老家的人”甚至是“农民”。　　但是，在选择“如果要比较生活状况，您会和什么人比”时，新生代农民工选择：城市居民、城里的农民工、农村的亲戚、老家村里的人、老家乡里的人、老家县里的人和说不清的比例分别为23.4%、23.6%、6.8%、19.3%、6.7%、3.6%和16.7%。可以看到，在选择生活的参照系时，新生代农民工明显地更倾向于与城里人相比较。这意味着，当新生代农民工感受到与城市人群生活和地位有差距时，逆反心理和苦闷情绪会更加强烈。　　总体而言，新生代农民工缺乏幸福感。感到“比较幸福”和“非常幸福”的新生代农民工的比例分别只有30.6%和5%，而感到“很不幸福”和“不太幸福”的新生代农民工的比例达到3.2%和7.7%。也就是说，存在11%的新生代农民工感觉很不幸福或不太幸福，他们的心理疏导和精神健康问题需要引起企业和相关政府部门足够的重视。　　近一半的新生代农民工有在城市定居的打算，但是收入太低和住房问题是制约新生代农民工在城市定居最主要的困难和障碍　　在未来的打算上，接近一半的新生代农民工有在城市定居的打算。 “坚决不回农村”的新生代农民工占到8.1%，“尽量留在城市，实在不行再回农村”的占到37%。从婚姻状况看，未婚的新生代农民工打算将来在城市定居的比例更高。从性别看，新生代农民工中女性在城市定居的愿望更为强烈。在未婚的女性新生代农民工中，“坚决不回农村”和 “尽量留在城市，实在不行再回农村”的比例上升到12.5%和40.4%。　　调查结果显示，新生代农民工群体认为，在城市定居下来的最主要的困难和障碍依次是“收入太低”、“住房问题”、“社会保障不完善”、“老人无法照料”、“子女教育问题”等。　　67.2%的新生代农民工认为“收入太低”是制约在城市定居的重要困难和障碍，63.2%的新生代农民工认为“住房问题”是制约在城市定居的重要困难和障碍。可见，收入问题和住房问题是目前新生代农民工在城市定居下来所面临的最大困难和障碍。同时，认为“子女教育问题”、“老人无法照料”、“社会保障不完善”、“地位不平等”、“没有归宿感，难以融入城市生活”是制约在城市定居的重要困难和障碍的比例分别为16%、20.1%、24%、7.8%和13.5%。　　摘自：人民论坛《新生代农民工基本情况研究》课题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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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11-17 16:24: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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