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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生代农民工已成农民工主体身份尴尬缺乏幸福感

新生代农民工占外出农民工总数的58.4%，已成主体 59.4%的新生代农民工是夫妻一起外出的近一半的新生代农民工有在城市定居的打算　为了全面和准确地掌握新生代农民工的状况，国家统计局在常规的农民工监测调查的基础上，2010年在10个省进行了新生代农民工专项调查，采用电话访问的方式了解新生代农民工在外的工作、生活状况、主观满意度和城市融入等方面的信息。　　调查结果表明：(1)新生代农民工总人数为8487万，占全部外出农民工总数的58.4%，已经成为外出农民工的主体。(2)与上一代农民工相比，新生代农民工文化素质整体较高；大多数人不再“亦工亦农”，而是纯粹从事二三产业；就业主要集中在制造业，工作勤奋，仍是吃苦耐劳的一代。(3)新生代农民工在融入城市的过程中，还存在诸多问题。部分新生代农民工有较大的工作压力，对收入的满意度较低，在“市民”和“农民”的身份认同中处于尴尬境地。(4)近一半的新生代农民工有在城市定居的打算，但是收入太低和住房问题成为制约新生代农民工在城市定居最主要的困难和障碍。　　新生代农民工的数量达到8487万人，占外出农民工总数的58.4% 　　根据2009年对全国31个省的农民工监测调查，在所有外出农民工中，新生代农民工即1980年之后出生的外出农民工的比例超过了一半，占到58.4%。按照2009年外出从业6个月及以上的外出农民工数量为14533万人来推算，新生代农民工的数量已经达到8487万人。　　也就是说，1980年之后出生的农村从业劳动力占全部农村从业劳动力的26.4%，但是1980年之后出生的外出农民工已经占全部外出农民工的58.4%，使得新生代农民工成为外出农民工的主体部分。　　新生代农民工之所以逐渐成为外出农民工的主体，这主要是由于在进行就业选择时，较为年轻的农村劳动力选择外出从业的倾向明显更高。不同年龄段的农村劳动力的主要就业选择，以20-29岁和40-49岁这两个年龄组的农村劳动力为例进行对比，20-29岁年龄组的农村劳动力选择从事本地务农、本地非农活动和外出从业的比例分别为37.6%、13.2%和49.3%，而40-49岁年龄组的农村劳动力选择从事本地务农、本地非农活动和外出从业的比例分别为67.2%、21.1%和11.7%。　　68.6%的新生代农民工来自中西部，72.3%的新生代农民工在东部地区务工　　从输出地看，东部地区外出农民工中新生代农民工的比例为57.5%，中部和西部地区中新生代农民工的比例分别为61.2%和56.3%。可以看到，中部地区外出农民工中新生代农民工所占的比例最高，超过了60%。这主要是由于在中部地区1980年之后出生的农村劳动力更愿意选择外出从业所导致的。就新生代农民工这一群体本身而言，来自东部地区、中部地区、西部地区的比例分别为31.4%、38.2%和30.4%。　　从输入地看，分别在东部地区、中部地区和西部地区务工的外出农民工中，新生代农民工的比例分别占到61.4%、54.7%和49.8%。就新生代农民工这一群体本身而言，在东部地区、中部地区、西部地区务工的比例分别为72.3%、12.9%和14.4%。与上一代农民工相比，新生代农民工更倾向在东部地区务工。已成家的新生代农民工大部分是夫妻一起外出，但是将子女留在老家　　主要由于年龄的关系，约70%的新生代农民工还没有结婚。在新生代农民工中，1980年之后且1990年之前出生的已婚比例为33.8%，1990年之后出生的已婚比例仅为1.6%。这意味着，大部分新生代农民工群体要在外出务工期间解决从恋爱、结婚、生育到子女上学等一系列人生重大问题，需要受到更多政策上的关注。调查结果显示，在已婚的新生代农民工中，59.4%的新生代农民工是夫妻一起外出的。在有子女的新生代农民工中，62.9%的新生代农民工将子女留在老家。对于夫妻一起外出务工的新生代农民工，虽然在一地务工，但是由于租不起房子，很多夫妇仍然是各自住在集体宿舍和工作地。夫妻一起外出务工的新生代农民工虽然独立租赁住房的比例提高到32.7%，但是仍然有超过40%的比例是居住在单位宿舍、工地工棚和生产经营场所，严重影响新生代农民工的生活质量和家庭幸福。　　新生代农民工目前有子女的虽然不多，而且大多是学龄前儿童，但是从现实和前瞻性的角度看，由新生代农民工外出所带来的留守儿童问题需要引起政府和相关部门的高度重视。要解决留守儿童的问题，流入地政府不仅需要考虑农民工子女在义务教育阶段的入学问题，还需要考虑新生代农民工随迁子女的学龄前教育即幼儿园入园的问题。　　在身份认同上处于“农民”和“市民”之间的尴尬境地，缺乏幸福感，新生代农民工的精神健康和心理疏导问题需要引起重视　　在身份认同上，新生代农民工处于“农民”和“市民”之间的尴尬境地。新生代农民工对于“自己是老家的人”这一说法“非常同意”和“比较同意”的比例分别为46.3%和41.6%；对于“自己是农民“这一说法“非常同意”和“比较同意”的比例分别为23%和45.5%；对于“自己是城里人”这一说法“非常同意”和“比较同意”的比例分别为4.3%和18.5%。从城市融入的角度看，这显示出大部分的新生代农民工并不认为自己是城里人，在身份认同上更倾向于自己是“老家的人”甚至是“农民”。　　但是，在选择“如果要比较生活状况，您会和什么人比”时，新生代农民工选择：城市居民、城里的农民工、农村的亲戚、老家村里的人、老家乡里的人、老家县里的人和说不清的比例分别为23.4%、23.6%、6.8%、19.3%、6.7%、3.6%和16.7%。可以看到，在选择生活的参照系时，新生代农民工明显地更倾向于与城里人相比较。这意味着，当新生代农民工感受到与城市人群生活和地位有差距时，逆反心理和苦闷情绪会更加强烈。　　总体而言，新生代农民工缺乏幸福感。感到“比较幸福”和“非常幸福”的新生代农民工的比例分别只有30.6%和5%，而感到“很不幸福”和“不太幸福”的新生代农民工的比例达到3.2%和7.7%。也就是说，存在11%的新生代农民工感觉很不幸福或不太幸福，他们的心理疏导和精神健康问题需要引起企业和相关政府部门足够的重视。　　近一半的新生代农民工有在城市定居的打算，但是收入太低和住房问题是制约新生代农民工在城市定居最主要的困难和障碍　　在未来的打算上，接近一半的新生代农民工有在城市定居的打算。 “坚决不回农村”的新生代农民工占到8.1%，“尽量留在城市，实在不行再回农村”的占到37%。从婚姻状况看，未婚的新生代农民工打算将来在城市定居的比例更高。从性别看，新生代农民工中女性在城市定居的愿望更为强烈。在未婚的女性新生代农民工中，“坚决不回农村”和 “尽量留在城市，实在不行再回农村”的比例上升到12.5%和40.4%。　　调查结果显示，新生代农民工群体认为，在城市定居下来的最主要的困难和障碍依次是“收入太低”、“住房问题”、“社会保障不完善”、“老人无法照料”、“子女教育问题”等。　　67.2%的新生代农民工认为“收入太低”是制约在城市定居的重要困难和障碍，63.2%的新生代农民工认为“住房问题”是制约在城市定居的重要困难和障碍。可见，收入问题和住房问题是目前新生代农民工在城市定居下来所面临的最大困难和障碍。同时，认为“子女教育问题”、“老人无法照料”、“社会保障不完善”、“地位不平等”、“没有归宿感，难以融入城市生活”是制约在城市定居的重要困难和障碍的比例分别为16%、20.1%、24%、7.8%和13.5%。　　摘自：人民论坛《新生代农民工基本情况研究》课题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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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11-17 16:24:00

外企“虐工”事件频发暴露法律漏洞

一篇名为《集体辞职的古驰员工致古驰最高管理层的一封公开信》的网帖，让深圳GUCCI（古驰）旗舰店尴尬非常，“虐工”成为这个意大利时装品牌在华的新标签。而记者通过梳理发现，古驰只是众多跨国公司伸向中国劳动者的黑手之一。在中国劳动市场上，外企正频繁上演在华员工“高付出，低回报”的把戏。 “喝水要申请，上厕所要报告” “古驰也许是一袭华美的袍子，但是却长满了虱子。”网帖详述了古驰深圳万象城店员工的非人“待遇”：“根据公司的规定，我们在每日长达十几个小时的工作时间内不得坐下休息，不得喝水，不得进食，即使是孕妇，也不得在上班时间进食，即使在后台也不可以，违反8次规定会被解雇；也就是说，一个孕妇在工作时间为了补充营养，在后台吃8个苹果也可能会被解雇……前不久，我们因不堪忍受公司的非法劳动待遇和非人性劳动环境而集体辞职。” “喝水要申请，上厕所要报告，孕妇要上夜班，点货到凌晨两三点”。舆论矛头直指古驰公司，指责其缺乏科学以及人性化管理，冠以“血汗工厂”的称号。此事引起了强烈反响。 10月11日上午，中华全国总工会保障部部长邹震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这种行为一旦查实，我们深圳工会组织会同深圳的政法部门（对GUCCI）予以查处，该怎么处罚就怎么处罚。这种行为肯定是不行的。” 当晚，古驰公司发表声明，“对近日媒体的相关报道十分关注，也注意到少数几位前员工投诉的媒体报道”，“撤换有关的管理人员及店铺主管、建立和公司高层直接而保密的对话渠道”。 10月13日，深圳市总工会副主席王同信率相关部门和罗湖区总工会负责人，与古驰大中华区总裁黄家强、古驰中国人力资源总监佘亮等会谈，敦促该公司进行全面调查、反省。外企“虐工”不是第一次古驰并不是第一个出现在聚光灯下的“黑手”。2006年，肯德基的劳务派遣方式就备受质疑。徐延格于1994年到北京肯德基公司从事仓储搬运工作；2004年4月，徐延格与北京时代桥劳动事务咨询服务有限公司签订劳动合同，成为其公司的派遣工；2005年10月，徐延格因工作失误被北京肯德基公司辞退，由此发生劳动争议。这位在肯德基工作了近11年的老员工因对被辞不满而起诉。随后，徐延格的32名工友陆续向北京一家律师事务所请求法律援助，希望改变肯德基的用工方式。 2006年8月8日，肯德基宣布停止使用劳务派遣录用员工。今年7月22日，位于纽约的维权组织中国劳工观察（China Labour Watch）发布报告称，世界大型科技企业，如苹果、惠普和戴尔应对“血汗工厂”负责。中国劳工观察派遣调查者到10家中国电子工厂产品线上工作，这些工厂组装苹果、戴尔、惠普、索尼、诺基亚、摩托罗拉及其他企业的产品。经过8个月的调查，发现员工的工作条件不符合职业道德，也违背中国法律。在10家工厂中，9家非法强迫员工每周工作超过40小时；9家只付基本工资。在12小时的换班制工作中，企业甚至要求员工不许交谈。一些工厂甚至不许员工使用洗澡间。报告还认为，惠普的组装工厂要求员工3秒完成一次组装任务，并持续站立10小时。劳务派遣疑成“挡箭牌” 深究其因，劳务派遣的用工制度成为了众矢之的。“让众多跨国企业肆无忌惮的原因，便是劳务派遣制度本身存在问题。”长沙知名公益律师张艳分析。深圳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劳动监察支队队长牛西平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古驰事件是典型的复杂劳务派遣。深圳劳动部门日前已前往位于万象城附近的深圳GUCCI旗舰店进行调查。调查发现，深圳GUCCI旗舰店并没有以GUCCI的名义在深圳设立分支机构，该店实际工商注册名称为华润（深圳）有限公司第十三分公司。此外，古驰深圳旗舰店经营主体（华润第十三分店）与劳动用工主体——古驰（中国）公司不一致，员工都属于劳务派遣性质。古驰员工与深圳市南山区南油外服人力资源有限公司签订工作合同，签约后，他们首先被派遣到古驰上海总部，然后再派遣到深圳工作。如此复杂的用工制度，让监管难上加难，劳工的权益很难保障。因劳务派遣制度存在的漏洞，古驰在深圳发生的这起劳动纠纷案面临“异地监管”难题。罗湖区人力资源局法制科科长马铎说，深圳的古驰店铺员工虽然归属古驰管理，但与这些古驰员工签订工作合同的，又是南油外服人力资源有限公司，“即使最终认定古驰在用工方面存在违法行为而进行惩处，也将形成异地处罚，执行难度会加大。” “《劳动合同法》虽然对劳务派遣在第六十一条简单地规定了跨地区派遣，却没有对法律责任及执行方面作出相应的规定，要作出跨国异地处罚的决定，确实存在执行难的问题。”张艳律师认为。规范用工须多管其下在中华女子学院劳动法学教授刘明辉看来，要规范外企在华用工需要多管齐下。 “立法和执法者的支持是前提。”刘明辉向《法制周报》记者分析，劳务派遣用工方式之所以泛滥成灾，是因为《劳动合同法》第63条关于“同工同酬”的规定被规避了。依据《劳动合同法》第63条的规定，“被派遣劳动者享有与用工单位的劳动者同工同酬的权利。用工单位无同类岗位劳动者的，参照用工单位所在地相同或者相近岗位劳动者的劳动报酬确定。”但因为人力资源管理者将派遣工与非派遣工职业隔离，导致无工资可用来参照比对，从而架空了“同工同酬”的规定。执法者可依据《劳动合同法》第66条的规定“劳务派遣一般在临时性、辅助性或者替代性的工作岗位上实施”审查其一般用工范围。特殊用工需要突破上述限制的，应当由劳动保障行政部门批准并备案，加强劳动监察。同时，外资企业要看清形势，尊重员工。外资劳动密集型企业最重要的应对措施是“人性化”管理和规范化。在经济全球化的时代，跨国公司应遵循《供应商守则》，重视企业的社会责任，对工人的恶劣劳动条件应该负监督之责。此外，作为外企劳动参与者的当事人，更要有法律保护意识。劳动者必须养成审查合同条款的习惯，先看清内容再签字。 “依据《劳动合同法》和司法解释，在用工单位未执行国家劳动标准、提供相应的劳动条件和劳动保护的情况下，可以将用工单位和劳务派遣单位作为共同被告追究其连带责任。”刘明辉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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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10-24 08:49: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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